它的区域当以现在的浙江、苏南（钱塘江、太湖流域，相当于现在的吴语方言区）为主。这种在物质文化方面，以稻作、印纹陶、青铜剑、蚕桑和造船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在精神文化方面与中原有着完全不同的特征。如服饰上："被发文身，裸以为饰"，"黑齿雕题，鱼是冠秫缝"，"跣足"，"左衽"；婚姻上："从妻居"，"婿拥衾抑雏坐于寝，称为产?"；信仰上：以鸟、蛇、鱼为图腾，"信鬼神，好淫祀"；性格上："皆好勇"，"轻死易发"等等。由于战争、灾害及民族融合等因素，吴越文化的主要创造、发展者百越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后来虽已慢慢地在历史上消失，大部分融入华夏民族，其余或僻居深山、或远迁他方，逐渐发展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吴越文化作为一个与荆楚、巴蜀等齐称的、完整的文化系统，也随之渐趋衰败，但构成该文化系统的种种文化要素却在后来被称作"吴越地区"的广大境域中得以不同程度的传承。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和越国文化，乃至汉唐、明清的吴越地区文化中，都可把握到这种文化传统的传承脉络。对此，学术界多有论证，故不赘述。因此，产生于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吴越地区的《梁祝》，其形象结构的形成就不能不和这种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史家考证，在永嘉之乱、晋室南迁前，吴越地区向被中原人称作"荒服之地"。"刀耕火种，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火耕水种，不烦人力，举成云，下成雨"的生产状态，无疑要比中原相对地落后。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在民俗文化上则更多地保留着母系社会的某些风尚习俗。如《周礼·职方氏》所载的"乱婚"风气，"东南曰扬州，其民二男五女"；《文献通考·四裔考》所载?"产翁"习俗，"妇生子即出，夫惫卧为乳"；及"从妻居"风俗等，都在吴越地区有不同程度的遗存。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乱婚"、"产翁"和"从妻居"等母系社会的风俗残余，不仅在东晋前，而且在近代的浙江，某些偏僻山区的农村里还有所遗存。如绍兴等地的"补床郎"和"进舍婿"，江山等地的"上门婿"和"招舍郎"，东阳等地"野百姓"和"填栏猪"等，都是男子到女方落户，男子"招亲以后，处于附庸地位，在家庭中无权，……子女从母姓"；"丈夫过于懒惰或愚笨，或在家庭琐上冲撞、冒犯了妻子，则随时可被女方赶出"。这一切，无疑都和古时的"从妻居"风俗有一定的袭承关系。至于江山等地?"招夫养夫"和"弟拼嫂"东阳等地的"长布衫改短"和"插花婚"等，或兄弟、或叔侄、或亲友、或族人两男或数男共娶一女，同室相处，实是古时"乱婚"习俗的残存现象。在这样的民俗背中，父权社会的"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等思想观念无疑比 同时期的中原地区要淡漠。
当然，这种"乱婚"、"从妻居"的上古遗风，在同时期的中原人眼里，尤其是封建统治阶级眼里，无疑是属于"淫佚"，所以得严加禁止。秦始皇巡行会稽时，曾为此刻石，明令严禁："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诚。夫为寄，杀之无罪；男秉义程。"然而禁止归禁止，这种风俗据专家考证，在晋时浙南山区的"安家之民"中仍非常盛行；至于晋后，前文已述，故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