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陵一带，早春三月，彩蝶成群，在宜兴古老的风俗中，有三月一日“双蝶节”（浙江民间文学研究会《风俗》(创刊号)，定华《梁祝与双蝶节》）。梁祝墓前、祝英台读书处，游览的人们常可以看到彩蝶双飞，绚丽多姿。面对这种自然现象，怀着对梁祝深切同情的人们，很容易通过联想，把自然现象附会在梁祝故事上。江苏的有关材料有：弹词《新编金蝴蝶传》:“只见花蝶满坟丘。白衣黑点梁山伯，白点黄衣九姐身。”弹词《新编东调大双蝴蝶》结尾:“后来山伯英台没于寝所，葬于云栖。那墓上出了两样蝴蝶，士人谣言，此梁山伯祝英台也。”邵金彪《祝英台小传》:“山中杜鹊花发时，辄有大蝶双飞不散，俗传是两人精魂。今称大彩蝶谓‘祝 英台’去。”
我们由此产生一些认识：第一，“化蝶”产生肯定要迟于梁祝故事本身。第二，由第一点推论，“化蝶”溶入梁祝故事，最早发源地是江苏宜兴。宁波一带至清代才有，影响也远不如宜兴这么大。第三，《祝英台小传》中第一次提到“绣裙绮襦，化蝶飞去”，是“化衣为蝶”而不是“精魂化蝶”，后来怎么变成梁祝 “精魂化蝶”的呢？引发点应是:“山中杜鹊花发时，辄有大蝶双飞不散，俗传是两人精魂。”看来是民众触景生情加工成的。
三、“化蝶”产生的社会心理依据
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总有一定的社会文化依据。民间文学中的一种典型情节的形成，往往是民众共同心理的产物。梁祝“化蝶”产生的社会心理依据是什么呢?首先可从神话的产生来看。在人类初级阶段，面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人们无法解释风电雷雨等自然现象的成因，又无力抗拒它的破坏力，因而借助想象，去假设种种神怪，并让各类神怪之间互相竞斗，最终以人们幻想的一种想象结局。“化蝶”虽出现在人类成熟时期，但神话的社会心理特征依然存在。梁祝故事作为封建时代突出的婚姻恋爱悲剧，它的产生是有坚实的社会基础的。在这两千多年中，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等无不充满封建的传统观念，在婚姻上恪守“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迫使千千万万男女青年就范于封建礼教的束缚。由于新生的反抗力量还比较微弱，还无力突破旧势力的种种障碍，因而往往以失败告终。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在当时社会上不可能实现，所以必然产生悲剧。人民群众在悲愤中创作了悲剧故事，来抒发内心的爱憎感情。梁祝的“化蝶”正表现了当时广大青年男女的合理要求，以及这种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现实。这同人类初级阶段人们要求征服自然而实际上还不可能征服自然的现状，有十分相似之处，早期的人类借助想象产生了神话，企图征服自然；而“梁祝”时代的人们也借助想象， “化蝶”让“梁祝”们“百年好合”。
因此，我们说“梁祝"“化蝶”，比翼双飞，是一般民众的共同心理要求。如果说，梁祝婚姻被残酷葬送具有强烈的悲剧意义，那么它的“化蝶”结尾便富有积极意义。活着追求不到的东西，在死后继续“追求”，终于得到。“化蝶”的结局，正是日益厚积的冲击封建礼教的强烈社会心理的生动反映。梁祝故事的“化蝶”结局并不是首创的，也不是偶尔为之。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不难发现，传统的悲剧多以团圆结局的。长篇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反映的是一个封建家庭造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