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化蝶”成因及其文化意义

梁祝故事流传久远，钱南扬先生则把它产生的时代推溯到晋末，证据之一是明代徐树丕《识小录》云:“按，梁祝事异矣!《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钱南扬《祝英台故事叙论》）现时见诸于文字的最早材料是宋人志籍引唐人记录，即初唐梁载言《十道四蕃志》所记“义妇冢”之事。宋元明清宁波鄞县、宜兴和清水等地方志中记载梁祝故事达几十处，可见这个故事当时流传已相当兴盛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较早的梁祝故事都没有“化蝶”的情节。而后来完整的梁祝故事都离不开“化蝶”。即使改编成电影、戏剧、小说等也改不掉“化蝶”。那么“化蝶”起源于何时何地，为什么会繁衍出这样的结尾，其文化意义如何，已成为梁祝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本文试从几个方面对此略作探索。

一、“化蝶”结尾溯源

宋代张津《四明图经》载:“旧记谓二人少尝同学，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台为女也，其朴质如此。按《十道四番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这是宁波鄞县志书中梁祝故事的最早记载，也是迄今发现的所有梁祝故事的最早记录。张津的所谓“旧”是指何代的什么文章，还无可考稽，按行文来看要早于《十道四蕃志》，而不是指《十道四蕃志》本身。既然唐代志籍提到这事，可以推论梁祝故事产生、流传要早于这个记载本身，而这个材料对“化蝶”情节却一字未提。据钱南扬先生在二十年代考证，“化蝶"可追溯到晋代干宝的《搜神记》，里面有韩凭妻“化衣为蝶”（钱南扬《祝英台故事叙论》）。这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韩凭妻》这个故事本子不同，所化的事物也不同，《太平寰宇记》中是“化衣为蝶”；今本《搜神记》则说化为相思树，精魂化为鸳鸯；而唐人《韩朋赋》谓韩朋(即韩凭)夫妇死后化石，乃化树，化鸳鸯。干宝《搜神记》中其它作品描述“人化蚕”、“人化鳖”、“女化鼋”、“人化蛇”、“人化贼”以及其它物化非常之多（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第141-142页）。这本牵扯不到梁祝“化蝶”上去，但有两个材料却把“韩凭妻”与“梁祝”扯到一块了。其一是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云:“俗传大蝶必成双，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又云韩凭夫妇之魂。”钱南扬先生引唐代李义山诗:“莫许韩凭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认定:“李氏说韩凭而不是说梁祝，可见在唐代化蝶的传说，还为韩凭所占有。

彭氏以梁祝为主体，可见到明朝梁祝势力甚大，已取而代之了。”（钱南扬《祝英台故事叙论》）其二是清代光绪年间徐时栋编的《鄞县志》引李裕咏梁祝墓的诗:“冢中有鸳鸯，冢外唤不起……”这两例说明《韩凭妻》故事中“化蝶”、“化鸳鸯”，与梁祝故事中的“化蝶”、“化鸳鸯”是有同化关系的，否则，彭大翼何以提两者？所以“化蝶”之事本源当在晋代，成因之:一是《韩凭妻》表现手法的同化、互化影响。